照片：北京湖广会馆戏楼

　　10月27日上午，北京宣武区虎坊路3号，湖广会馆。“北京湖广会馆建立两百年重张十周年”庆典在京剧名家张建国、马小曼和迟小秋的声腔中热热闹闹地进行着。馆长霍建庆办公室前的笼子里，两只孔雀和一群鸽子自顾自地散着步，“老宅子，养着它们添些活气儿。”霍建庆淡淡地说。然而这座始建于1807年的老宅子所见证的风云际会，却远非这般平淡。

　　老宅新会馆

　　今天，传统与现代交织在湖广会馆。除了称呼霍建庆“霍总”外，其他馆员无论年龄大小，男的一律称“哥”，女的一律叫“姐”。戏楼里的琴师还有旗人的后代，依旧每日提笼架鸟。

　　馆里的设计人员王学伟住在附近的琉璃厂，每天步行上下班，下班了还总愿意在会馆里多待会儿，200年的老宅子自有一番沉静吸引着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偶尔，王学伟也会告诉朋友们，馆里举行了王力宏或者陶的新专辑发布会。

　　重张10年来，湖广会馆大戏楼演出了五千多场。在这里演出的北京风雷京剧团，只有大年夜“封箱”一晚上。每周一次的“庚扬集”百年老票房活动，从1996年重张后持续至今。

　　旅行社每晚带来好奇中国文化的外宾，常年上演的武戏《三岔口》和《闹天宫》等很是热闹。戏楼的贵宾票580元，最便宜的150元。戏曲博物馆主任李思告诉记者：“有时一场安排不过来，还得加演。可当初重张时，最少的只卖出去了两张票。”

　　“湖广会馆私房菜”同样生意火爆。馆长霍建庆措辞保守地形容了会馆的经营状况：“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但有人打趣湖广会馆：“真是躺着收钱啊！”

　　霍建庆的前任、现任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和宣武区旅游局局长的许立仁坦言：“重修会馆最大的难题，在于腾退那些占用会馆的民居。”他介绍说，鲁迅当年住过7年半并在此创作出《狂人日记》的绍兴会馆，住了70多户居民；正在重修的中山会馆，需要搬迁的居民有90多户，“没有个几千万元是拿不下来的。”

　　会馆重修后，真正要对外开放，还面临一系列难题。面积两倍于湖广会馆的安徽会馆，虽然大戏楼早已修好，但迄今仍未能对外开放，因为汽车进不了会馆所在的小胡同。“这涉及拆迁和周边环境整治等一系列问题。”许立仁摊手道，“城市的肌理，你又不能伤害它。”

    会馆历史

　　史料记载，湖广建省始于元代，“湖广”自1376年后专指两湖之地，这就是湖广会馆得名由来。1807年，湖南长沙人、体仁阁大学士刘权之与湖北黄冈人、顺天府尹李钧简“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创议公建湖广会馆于北京虎坊桥”。

　　据黄宗汉介绍，继1830年增设大戏楼后，湖广会馆第二次大修是1849年，由官至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倡议重修。

　　荣秀霞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一则1849年重修湖广会馆的花絮。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为仕途的烦心之事去湖广会馆看戏散心，不料戏的内容是反清的，他赶紧离开。没想到下楼时，戏楼上一个妇人抱着孩子撒尿，他淋个正着。烦上加烦的曾国荃一怒之下命人拆掉了湖广会馆的部分建筑。曾国藩为了弥补，遂大力重修。

　　如果不是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湖广会馆仍会像它建立之初那样主要用来招待湖南、湖北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中试的举子等待朝廷分配官职，以及落榜举子滞留京师等待三年后的会试，都需要住所。由于举人们在故乡多小有声望且有望“跃龙门”，因此家乡在京任职和经商的人士就在名流召集下集资修建招待试子的会馆。

　　湖广会馆因为“旗汉分治”政策只能建在外城。当年的两湖举人经涿州，北过卢沟桥，进广安门，风尘仆仆入住这里。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日根注意到，湖广会馆“匾额众多”，有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大学士匾，有曾国荃、胡林翼等人的封爵匾，还有刘子庄、黄自元等31人的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匾，“匾额是湖广籍官员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这里的戏楼曾经名角荟萃。民国初年，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在这里演出，著名花旦田桂凤与谭鑫培多次在这里合唱《乌龙院》、《拾玉镯》等大轴。

　　湖广会馆收藏着一幅珍贵照片。1926年,梅兰芳设家宴招待来访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他正是今年7月28日访问湖广会馆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祖父。在这张80年前的老照片上，霍建庆发现了自己活跃于梨园的祖上霍文元。

编辑：吴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