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翻修一新的北京胡同

　　老北京有句话：“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几百年来静静地交织着，经历着北京城的过渡和变迁，担负着北京人的笑容和疼痛。它们对于北京的意义，早已经不是一条条每天都要踏上的道路，而是一种生活的继续，一个百年直至几个百年生活的态度。只是而今这种态度越来越少见了，面对日益稀缺的胡同，是顺从，是愤怒，是悲哀，是无奈……看了翻修一新的东城胡同，谁又能代表它们表个态？

　　保护照不到的角落

　　“我去看过东四那边的修缮，这种保护算是好的，带有建设性的，”王军脸上有些笑容，“文革的时候，胡同里很多雕刻都被人用泥巴糊上了，这次修缮都给剔除了，恢复了胡同原来的样子。”今年，东城区制定了《百条胡同整治工程方案》，日前，已经有69条胡同修缮完毕。修葺中的胡同吸引了京城各大媒体的注意，当然王军也对这件事情倍加关注，亲自跑到东四看了看。

　　“像这样被拆掉的胡同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比如南小街，这些胡同的存在是在告诉我们：元大都还活着。因为元大都的南城墙就是现在的长安街，长安街以北这些规规整整的胡同，除了皇城面积之外，都是元大都的。拆掉这些胡同，就拆掉了马可·波罗赞美的城市，拆掉了第一个用街道制规划的城市。”正如王军所说，北京失去的胡同已经太多了，有数据显示，它们大约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着。

     悲哀：胡同不该成绝唱

　　访著名摄影家　徐勇

　　徐勇是从1989年开始拍摄胡同，但是真正关注胡同是在1986年。“我拍摄的最早的一张胡同照片是在1974年，那时候还是作为一位摄影爱好者，很散漫并非有意识的行为，只是觉得很有意思。真正吸引我拍摄胡同是在1986年，我为美国世界华人电视台拍摄一部叫《中国画》的电视片，拍摄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师的故居，他们的故居都是在胡同里。从那个时候起，胡同里的门墩、石阶、门楼、四合院的深厚内涵和文化渊源深深地吸引了我。”徐勇感慨地说。

　　这之后，徐勇开始用相机记录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并非简单的生活记录，或者简单地收罗建筑的式样，从徐勇的《胡同一百零一像》中你会发现，它是在叙述一个很绵长的故事，一段历史。正如徐勇所说，“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人几百年传统生活的延续和真实写照，这本身就是一种活化石，它跟现在的都市生活完全不一样，邻里之间守望相助那种人间的亲情，就是北京的文化”。为了拍摄胡同，他走遍了四城区，但拍摄主要集中在东西两个城区。这两个城区属于内城，历史悠久，从元代延续至今。这些胡同比较经典，格局好，由南向北整齐地排列，院落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记得刚开始拍摄胡同的时候，北京的胡同还有上千条，但是令徐勇也没想到是，90年代以后北京迎来了房地产开发的高峰，城市拆迁大刀阔斧，胡同和四合院大片地倒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

　　其实，城墙和胡同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则齿寒。正是因为有了城墙的包围和保护，人们才能在胡同中安静地生活，没有城墙，胡同和四合院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五六十年代时，我们拆城墙拓宽道路，胡同变成了通往二环路和三环路的交通要道，安宁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胡同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当然，胡同的面貌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的，而是在清末。随着封建王朝的推翻，胡同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身在其中的贵族，他们开始大量地变卖房产，原本一家一户的生活形态被改变了，逐渐沦为今日的大杂院。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像《骆驼祥子》中就有当时胡同和四合院状况的描写。徐勇认为，是一些人的无知和利益的驱动让胡同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我们没有善待胡同，也没有很好地去保护胡同。

　　拍摄胡同这么多年，徐勇感到：现在的胡同变化很大，已经拍不出当年的意境。原来是一个宁静的生活环境，今天变成了车来车往的喧闹场所和杂乱的商业街区，这都是对北京胡同和城市核心价值的破坏。过去有句老话：“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而今时今日它们还在飞快地减少。尽管今天徐勇还在拍胡同，但他哀伤地表示，胡同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是面目全非。他出版于1990年的摄影集中的胡同，让人感到悠悠的诗意，但徐勇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历史了。摄影集中第一张照片是《雨中胡同》，拍摄于柳巷胡同，胡同两旁的四合院掩映在两株茂密的古树之下，雨滴“正”劈里啪啦地落在胡同地上的水洼里，放眼望去，另一条胡同的院落在雾气昭昭的雨中若隐若现，非常有意境。不过徐勇告诉我们，这条胡同已经不在了……

　　对胡同进行修缮是一件好事，但是保护要有具体得当的措施。什刹海是一个拥有700多年悠久历史的环境，里面有王府、寺庙和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院落、房屋，并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片胡同变得越来越商业味十足。徐勇说，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跑来告诉他，说什刹海一些胡同被粉刷了，四合院的门都被涂成红色的了，而过去只有王府等够级别的大门才能用朱漆大门，老百姓的门没有红色的，这简直是开历史的玩笑，这种保护就是一种破坏。

谨慎：问题可以交给时间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住宅与社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张杰

　　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说，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我们没有权利任意地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张杰教授也有着同样的理念。

　　保护是正确的 实施是粗糙的

　　“保护的思想一直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做得很粗糙。粗糙的结果是完全背离了当初的思想。”张杰认为，东城这一次对胡同的“精装修”是件好事情。但是，他目前还没有看到修出来的效果，就他的观察，前一两年内，类似的修缮都不是很成功。

　　近些年，生活在北京的人不难发现，很多狭长的胡同不见了，一条条拓宽的大街纵横交错着；很多老门头被拆了，一个个带着刺鼻油漆味的仿古门脸立在身边。“胡同是一种文物，并不是用水泥把它抹新了就是好的，这对于它的手工艺价值来说，甚至是毁灭性的。这和收藏古董的道理一样，给古董家具刷上一层厚厚的漆，它的价值就没有了。老东西就应该保留着老东西的味道和感觉，如果是搞运动似的粗糙修缮，还不如不修。”张杰说，胡同的修缮并不是刷一刷这么简单，里面的乱搭乱建要拆除，旧时的格局要恢复，像这种纵深层次的修缮才是更有意义的。

　　“这次的修缮是一个好契机，但需要注意的是工作一定要细致。2008年，会有很多人来看我们北京的胡同，大家要看的是历史，是原汁原味。明眼人看门道，如果没看到会觉得失望，不是名眼人的看热闹，如果做得不好会让他们产生误会，以为北京几百年留下来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修缮不好的 交给时间解决

　　曾参加国子监改造规划的张杰对于如何修缮这个问题的理解颇为深刻，“12年前，讨论改造方案的时候，竟然有人很严肃地提出胡同是不是要每隔一条拓宽一条。虽然现在听来可笑，但这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在发展，而认识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现在的技术或者资金还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效果，那就把它交给时间。”

　　“现在，方案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但是技术上很多要求都不能达到。胡同属于公共财产，国外做这类修缮的时候，都会有专业的技术指导，并且有严格的实施标准。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要尊重技术，做文物保护，只有热心和魄力是完全不够的，很多东西都是在保护的名义下被破坏的。”同样拥有众多历史文物的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规定全面、完整。例如，在一幢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建筑内，哪怕墙上钉一颗钉子也要有许可才行；在一间被特别保护的17世纪建的房子内部，家具摆设的位置都不能随便变动。任何破坏规定的做法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轻者罚款，重者判刑。由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自觉自愿地主动做文物保护的“监督人”，破坏文物、不尊重古人的人，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会被视同强盗、窃贼。这样，即使在被法律或规定忽视了的文物保护的“盲区”，任何一个个人或机构出于一己私利想滥用古迹，都是不太可能的。

　　“很多有历史的东西是不能搞成大众文化的，一旦造成了破坏就是不可逆转的。”张杰说，目前我们很多技术上的难题还是难以跨越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比如把快要塌了的地方修一修。很多事情没把握可以不做，不做不一定是坏事。”

编辑：吴敏杰